照航空医学手册，对于使用的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抗抑郁药物的飞行员可以在康复后数月重新获得飞行资格。我的医师是具有正规执照的，我也按照要求给你们提供了此前的治疗记录和进展报告，没有其他精神类并发症，没有使用除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的其他精神类药物，没有精神运动型迟滞现象。而且，最重要的是，我已经不用服药超过两年了！我的医生明确表示我的已经没有问题了，而且这种康复的状态已经持续很久了。另外，我的病因不会引起病情复发的，这在治疗记录应该有吧。”
航医被徐离驳得哑口无言，徐离刚才将航空医学手册中关于抗抑郁药物使用的部分全给说出来了，甚至比他知道得都要详细。
原本民航是无法接受使用抗抑郁药物的飞行员的，因为这类药物会在某种程度上损害飞行员的工作能力。
飞行行业对抗抑郁药物的拒绝是本能和直觉上的，但是如今抑郁症已经发展到了世界性的常见疾病，尤其是对于飞行员这种高压环境下，在承受更多负担下，更容易造成精神上的问题。
而对抑郁症的绝对排斥，会让某些患有抑郁症的飞行员选择隐瞒自己的症状。因为一些轻微的抑郁症只会被解读会单纯的心情不佳，甚至在正规的心理测试中都无法准确测出抑郁症的存在。加之政策上的压迫，很多只有轻微抑郁症的飞行员有意或者无意地回避这个问题。
鉴于抑郁症发病范围和发病率的客观现象，近些年，民航界开始对抑郁症的态度产生了转变。可因为民航直接关系到生命安全，在转变量上也是极其有限的。
在民航飞行员的用药上，只需要使用副作用极小的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除了这个药物外，其他药物是不被允许的。而且，对于用药和观察期的规定制定得极其严格，甚至药量变化都要暂时停止飞行员的飞行资格。
其实，如果徐离还在服用药物，即便符合规定，但是公司航医保险起见不予复飞，他勉强还是认可的，毕竟大家都不敢担责任。可是，徐离已经完全康复了，而且停药不是一天两天了，情况还非常稳定，这还要再给他安个一个多月的观察期实在是过分了。
而且，虽然抑郁症存在复发的风险，但那种情况大多出现了重度抑郁症患者身上。徐离从来没有到达过那种程度。
徐离缓了一会儿，情绪算是稍稍平稳下来：“观察一个月之后，没有问题就能复飞了？”
“这个我还做不了主，需要主任那边决定。”航医说道：“而且你的治疗都是在一家私人诊所进行的，能否换到一家公立的三甲医院精神科？”
“干什么？再做一次心理鉴定？”徐离一下子明白了航医的要求，即便他相当不耐烦，但还是答应了：“我可以去公立三甲医院做心理鉴定。那可以保证我一个月的观察期结束后，能够被允许复飞吗？”
到现在，徐离已经放弃争论所谓的观察期的问题了，转而期望得到观察期结束后能够复飞的保证了。
眼见徐离咄咄逼人，航医心里也是烦躁得紧。一个复飞事件搞成这样当真是他没有预料到的，可是即便是这样的逼问下，航医还是给不了准确的答复：“你先去医院看一下再说嘛，后面有什么情况我们这边会及时通知你的。”
听到这里，徐离基本已经明白了航医的话外之音，他没有再追问下去，因为这个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而是问了另外一个问题：“你们的主任航医是言冉吧？”
航医愣了一下：“你这是认识言主任吗？”
徐离露出一丝森然的笑容：“很久之前就认识了！”
挂了电话，徐离躺在家里沙发上，手臂掩着双眼，只能看见他的嘴唇微掀，接着嘴唇翕动：“言冉，你还真是死性不改啊！”
航医室里，刚才跟徐离通话的航医挂了电话，便是脸色极度不爽，朝着同事一通抱怨：“我就搞不懂了，人家都康复两个月了，还不让人复飞，什么意思嘛！不过，刚才我跟那个徐离通话，那小子对航空医学手册比我还了解，唬得我一愣一愣的，都不知道怎么接话了。”
“毕竟是徐思宇教员的儿子，家风如此，正常！”同事看都没看航医，随口应付了一句：“我看你咬牙切齿的样子，火气大得很呐。”
“被人家追着问，我是一个问题都答不了，窝囊啊！”航医双手背在后脑勺，窝在转椅上晃荡着：“如果说他是在用药阶段，即便符合要求，主任不让他复飞，我还可以理解，谨慎点没问题。现在抑郁症的人那么多，每年的增长率都超过百分之十，飞行又是高压行业。要是只要患了抑郁症就不能飞了，那以后我看还有谁开飞机去。”
“也没说就不能飞了，主任的意思不是多观察观察吗？”
说到这里，航医伸出脚推了推同事的椅子：“我跟你说，我这人看人很准的。我感觉咱们主任好像是要彻底停飞那个徐离？”
同事一巴掌拍开航医的腿：“瞎琢磨什么？主任跟那个徐离又没有什么仇怨！干什么要彻底停飞徐离？没道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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