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多少，那些往来司令部与医院之间的车子还跑得越发勤了。陈副官脚不沾地地忙于照顾长官，暂时没能顾上再和她说要结婚的事情，她则想着，要放下对一个人的惦记果然很不容易，她姑且将其定义为某种心理层面的“戒断期”，每当自己不由自主地开始走神，并想着他在医院的病情的时候，她就迫使自己回忆起那日在杜公馆的所见，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自己，在一件没有希望、没有可能，对人对己都绝无好处的事情上溺死，是一件绝对不值得的事情。趁着尚有余地，自己反倒应该尽早物色退路才是。
到了六月，战事仍然没有结束，沈阳的经济状况却在持续走着陡峭的下坡，甚至于，混乱已经有波及司令部的趋势。物价比去年夏天涨得更多、更快，美国人给的援助却已经见底，士兵们几乎没有月钱，每天饿着肚子度日；军官们若是没有门路搜刮外快的，也都不得不勒紧了裤腰带过活。陈副官那里更同时传来了求援的消息，说杜长官的结核病仍然很重，但是治病所急需的链霉素已经断了多日，哪家医院都音讯全无。
这一支药在南京的黑市里能卖到堪比黄金的价格，离了美国与英国的援助，在东北同样是紧俏货。副官们没少为此奔走，军医处众人也到处联络分散在各个部队里的战友同事们，询问哪里还有额外的药品。只不过，这件事涉及杜聿明的病情，实在不好太过声张，而东北他辖下各部中，也并不是人人都可靠可信。例如，孙立人与他早有嫌隙，滇军与他更有旧仇，这两处要害万万不能触及。阮静秋想来想去，此时能够依靠的也就只有几位旧友而已，且事关重大，她万万不敢再对这最亲近的几人隐瞒不发。郑洞国彼时正在前线督战，廖耀湘也正紧锣密鼓地调动新六军，她犹豫再三，除了暗中将情况告知这两人以外，也向邱清泉发去了一封电报。出于保密需要，她没敢指名道姓，只说是沈阳这里药品紧缺，请他们设法支援。但长官们无不默契地察觉到这事的重要性，且他们在这方面的能耐就要比军医们大得多，转天，廖耀湘即复电说药已经找到，两日内便送到沈阳；邱清泉随后也回电，说已安排了人手到香港采买。阮静秋一点也不敢怠慢，当即联络好主管医生及护士，在约定时间早早赶到机场等候，亲自把药送去医院。
听医院的医生们说，被迫停了抗生素的这几天，杜聿明几乎一直发着高烧，眼下用上了药，恐怕也还要过一阵子才能让体温降下来。曹秀清在此之前已带着杜致礼先一步回南京准备留洋的事宜，副官处众人按照长官的吩咐，谁也没敢向杜夫人透露，他的病情曾经一度十分危急。阮静秋带着药赶来时，追随杜聿明最久的尹副官正在病房门前，搓着手像只热锅上的蚂蚁，直到看着玻璃瓶里的液体注入软管之中，他才长长地出一口气，汗水雨一样地从额角流下来。
用上了药，阮静秋也松了口气，得以稍微转移视线，瞧见了他的情状。她善意地递去一方手帕，尹副官接过了，低声道了句谢。等其他医生护士都走了，她才小声问：“我坐一会儿，等长官醒了再走，行吗？”
尹副官擦去汗水，将手帕还给她：“行。怎么，你有事要说？”
阮静秋道：“药是廖军长送来的，还有邱军长那里也在四处找。等长官醒了，我才好给他们回个信。”
尹副官点一点头，没再追问。
阮静秋四下环顾，杜聿明的病房貌似清静，却实在不像个养病的地方，两只床头柜上摞满各种各样的文件资料，病床正对着一张足有整个墙那么大的东北地图——还不如说是把作战室搬来了医院里。她毫不怀疑，隔两步远的房间里或许此时正有一个电台收发着电报，只要他一醒来，病房又会立刻变成他的战场。对一个曾经以躺平摸鱼为人生理想的现代人来说，这种工作狂人只能是当下这个时代的产物，她固然能够理解，却实在无法苟同。而女儿家的心事，又为她的审视蒙上一层复杂的情绪，就像在缅甸那时一样——她眼看着他已撞到南墙上去，已撞得自己头破血流了，可她既没法劝他回头，也无法让自己看着这景象时不难过心痛。
她和尹副官各自坐在他病床的两旁，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抗生素及退烧药终于同时起效，她看见他额头上发了点汗，再量体温的时候，水银柱总算慢慢地退了一些。她想起他历经艰险终于走出野人山、刚刚被新三十八师接回印度时的模样，说不好与现在相比哪个更狼狈憔悴，只觉再想下去，自己就要忍不住落泪了，于是移开目光，一会儿看看点滴瓶，一会儿看看体温计，一会儿再看看他，恨不得自己有三双眼睛同时长在头上。人病得沉了，觉通常不会睡得太好，但对他来说，应该已是难得休歇的时刻。他并不像她一样梦呓什么，也没有受到噩梦所扰，只是嘴唇抿着，眉头蹙起来，仿佛这神态已经太为他所习惯了，甚至连睡梦中都不能卸下一样。
又过了一个钟头，他总算要醒了，深深地呼吸两下，眼睛睁开一半，疲倦地左右望了两望。阮静秋一直看着他，竟然比尹副官先一步发觉他的动向，忍不住脱口唤了他一声：“杜长官。”
杜聿明的眉头跟着动了动，眼睛转过来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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