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年岁不大的姑娘。
隔开两间囚室的墙壁下方，有一个平时被砖块遮掩住的，只有一根手指头那么大的窟窿。等到大概入夜，走廊上没有人看管的时候，她试图和这位新来的邻居说话，对方也传来了回应——阮静秋这才发现，她还没满十八岁，是沈阳的一名大学生。
结合她身上的镣铐与刑具，阮静秋对她的身份与身陷囹圄的缘由有了一些初步的猜测。她悄声问：“你是怎么被抓进来的？”
她的邻居用着尚有些孩子气的嗓音，坦荡又骄傲地回答：“我是为了自己的理想。”
阮静秋沉默了片刻，心中肃然起敬——这正是后世人们所传颂与敬佩的先驱者，年轻、坚定，甘愿为自己的理想奉献牺牲。她也意识到，镣铐恐怕只是这些人给她的“前菜”，她的身份与她的理想意味着她将在这里遭受更严厉的刑罚和拷问。这对比是鲜明无疑的，国军内部争名逐利、党同伐异，人人嘴上说着主义，心中全是私欲；而这么一位年轻的学生，却甘愿为理想和信仰与毫无人性的刑罚相对抗。她多么敬佩这位姑娘，多么想要给她加油鼓劲！可她要救人、要脱身，要把信息传到杜聿明那里去，就不能让自己被特务们视作同党，因此她什么也不能说，甚至不能告诉她，她的理想将在不久的未来大获全胜，她所盼望的人人平等的国家很快就要建立，几十年后，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将过上从未有过的最好的生活。她思来想去，只能劝她爱惜自己、坚强活着，只要多活一天，离她梦想的未来就能再近一点。她说道：“理想是很重要，可人的生命也只有一次，失去了就再也无法挽回。你年纪这样小，又是难得的大学生，日后学成报效，有很多机会可以造福他人。我像你这样大的时候，也曾有过很好的机会读书，要不是放下书本来做了医生，兴许我还在校园里呢。因此，我对你很羡慕呀。”
她笑一笑，答道：“我正是因为读了书，才发现人人都有责任、义务作出改变，人人都应该站出来为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说话。假如都想着‘眼前’，‘当下’和‘自己’，而去忍受这荒诞腐朽的现实的话，国家怎么可能真正强大呢？因此，即使力量很微小，我也要去做，只有这样，才能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才能有更多的人看到希望。”
即使在许多观点上未必能达成一致，但两人成为了这困境当中彼此唯一的朋友。她说起了自己带领沈阳几所大学的学生们一同走上街头反对战争的经历，阮静秋也和她提及了自己留洋期间，在国外读过的书和一些见闻。每日的时间计量单位变成了门外的呼喝声，特务们的严刑拷问日复一日地持续，她几乎每天都要拖着沉重的镣铐从囚室被带出去，大半天后再皮开肉绽、气若游丝地被扔回囚室里。阮静秋对此所发出的抗议与威胁于事无补，她只能眼睁睁地从门上的小窗看着她备受折磨。她想人所能承受的痛苦总是有极限的，但这样的极限在这个平平无奇的女孩儿身上似乎有着无限高的阈值，甚至于，在许多个夜深人静的时刻，她还总能听见隔壁传来她轻轻哼唱国际歌的声音。这是穿越时空以来，她所近距离接触到的办事，例行询问。”
廖耀湘冷笑道：“自从他到任，我足足等了半个月，也没有等来‘例行询问’，你们反倒有闲工夫去向一个弱女子拷问我廖某人的“贪腐”。我要是不来，你们必定要屈打成招！”
滕骥赔着笑答：“廖长官，这都是误会。先前杜长官主政东北的时候，和保密局一向合作紧密，戴局长在世时，也和杜长官私交甚笃。”
“尔后你们就翻脸不认人，为了讨好陈诚而开始攀咬他了。”廖耀湘不想再和他进行毫无意义的辩论，隔着一双金丝眼镜，他的双眼已牢牢盯住了那片陈旧的地毯，“我再问一遍，阮医生在哪儿？”
滕骥说：“我这就叫他们把人带过来，您少坐片刻。”
廖耀湘驳道：“不必，我亲自去接。”
滕骥又说：“牢房那种腌臜地方，怕弄脏您的衣裳。”
廖耀湘沉下脸色：“你要是执意阻拦，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这话刚刚落地，双方人马同时拔枪，楼梯上的两个特务指向这两位不速之客，廖耀湘身旁的敬副官则瞄准了滕骥的眉心。这个奸猾的特务头子面色难看，但显然没有在此和一位兵团司令公然交火的打算，他是个识时务的人，知道硬碰硬的结果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他摆一摆手，示意几名部下放下武器，随即躬身将脚边的地毯掀了起来，露出一扇隐蔽的暗门。“卑职哪敢阻拦！”他汗涔涔地做了个手势，“廖长官这边请。”
通往地牢的门打开又关上，牢房里那些因为其他各式古怪的由头被抓进来的囚犯纷纷哭号惨叫着，向这位陌生的将军诉诸自己的痛苦和冤屈。廖耀湘眉头紧皱，东北局势风声鹤唳，他尚且如履薄冰，能救出一个人已很不易。即使这其中确还有不少含冤受诬的人，他也实在无暇顾及了。他在某一片明显是被拖拽留下的新鲜血迹前稍微停留，而后风也似的摆动脚步，穿过狭长昏暗的回廊，向着最深处的那间牢房靠近。似乎有声音从回廊尽头传来，他屏息聆听，从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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