级，是我去家旁边的那家卤味店当了一个暑假的小时工挣的钱买的。卤味店的工作害得我每天回家都感觉自己是一只浸泡了十二个小时家传卤水的蹄膀。
那段时间我很迷恋吉他和民谣。因为那时候还在上大学的岑北山放假回家跟我讲，学校里有人在宿舍楼下告白。
用一把吉他，唱了三个小时的情歌。
没人知道他唱给谁听，直到最后有一扇窗开了，被告白的那个女生泼了水下来，浇灭了那个人嘶哑的情歌和围观者的热情。
岑北山把这件事当作一个趣事讲给我听，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有一点打抱不平。
虽然那个告白的男孩不该这么突然地在楼下唱情歌给人压力，但是一个年轻人炙热的心也不该是这样狼狈地被水浇熄。
我那时候说不清是迟钝还是敏锐，察觉到岑北山的心情，问他，“你是不是不喜欢这样的事啊？”
他摸我的头，说，“说不上。”
“可我感觉你好像不太高兴。”
“我只是在想，假如有人对我做这种事的话，我会是什么反应。”
那时候岑北山大概就已经有点和同龄人不一样了，他要打工要照顾家里，同龄人手里随处可以挥霍的青春在他这里被压缩成很薄的成绩单和账单，这让他失去了很多只有年轻人才有的权利。
比如自由的恋爱和一些热血上头的浪漫。
我心情矛盾，一方面觉得岑北山行情不可能不好，另一方面又不太想岑北山受人欢迎，我心里想，这些姐姐怎么回事啊！岑北山家里一穷二白还有我这个拖油瓶，她们怎么还前仆后继？
但是我又很心疼岑北山，岑北山是最好的，他不应该比别人少什么，我摸摸他的脸，安慰他——或者说在安慰我自己。
“哥，我去你楼下给你唱歌。”
我信誓旦旦，“我会唱得比谁都好听，而且就算你泼我水我也不走。”
岑北山定定地看着我，然后笑了一下，他的这个笑背着光，柔和得像是夏日晚风的具象化，吹得我五迷三道，整个人都有点痴。
“说得比唱的好听。”他点一下我的额头，又顺着我的说，“我大概是舍不得你在宿舍楼下吹一晚上的风。”
我顺杆爬，“那你来给我唱歌，你刚拨一下弦，我立马就开窗。”
“那你给我什么？”
岑北山问。
我冥思苦想许久，回答他，“花吧。”
“花？”
“嗯，花，最漂亮的花。”
没有什么比花更适合了。
“我会把花扔给你，不不不，我不扔给你，我要亲自跑到你跟前，把我和花一起给你。”
59
我会的曲子不多，因为其实不太懂乐理，是死记硬背下来的谱子，来来回回只会那么几首老掉牙的歌曲，也没有脸拿出来展示，我对这件事情的兴趣也就如同一开始的一时兴起一样，突然地来也突然地消失。
那把吉他后来被我妈在二手市场贱卖，卖的钱换了一盏立式的台灯，很漂亮的奶黄色外壳，点亮之后光线柔和，但是因为用途不明，摆放在哪里都好像不合适，因此被闲置很久，在角落里蒙尘。
我想起那盏灯，又想起那把吉他，想起我躲在天台对着视频笨拙拨弦的样子。
然后想起岑北山。
我总是半途而废，只在喜欢岑北山这件事上持之以恒，以前以为是血缘的纽带在我们之间作结，让我们难分离，虽然嘴上不承认，心里却知道这份感情的岑在，那时候有点不要脸的觉得背德且刺激，中二病犯，认为这是命运让我们纠缠，不可分的血缘是宿命。
现在才意识到，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
没有什么天然的命运决定我的感情，它就像是春末夏初的一道惊雷，不讲道理地落下来砸在某些人的头上，然后带来一场急雨。
这场雨过后，土壤里会长出什么样的植物来，没人说得清。
我以为我会伤心难过，因为我不是岑北山的一母同胞的亲弟，我没能和他共享一份基因，失去了血缘的纽带，我们成了两个不相干的陌生人，蒲公英上的两朵孢子，风一吹，便可以自由地离散在这大千世界里，再也不相遇。
可是我们没有离散，因为岑北山一早就知道我是谁，他把我带回了他的家里，分享一半的床榻和这个家庭里一半的爱给我，甚至把他自己的爱也给我，爱意倾斜，我被宠坏。
于是我不伤心。
我心里涌动着很多我说不清楚的情绪，这段时间发生的所有事、复杂难辨，胜过我短暂的十多年的人生里遇到的所有困难，但是在某一方面，它也作为一个答案，疏解了我对于前半生所有痛苦的困惑。
我的身份、我的家庭、我的爱。
原来我比我想象中更爱岑北山，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人与人之间疏离且陌生，但我依旧能闭着眼找到他，因为爱是一根比血缘更具有力量的不断的线，只有我爱他，我就能顺着这根线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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