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不会，说不准还要被骂上一句浪荡呢！“难道非要那些女人哭着叫着，一头撞死在棺材上，才算是个好女人？”太平公主恨声道。上官婉儿这次却没抬她的杠，绷着声音道：“我本来以为那个宋朝就已经够不像话了，没想到竟然是……”她掩了话头，可谁都知道她要说什么——一个更比一个烂。【清朝本是由马上民族建立，游牧民族的特点使得其女子地位天然较农耕民族更高。来自满族姑奶奶们的痛快爽利冲淡了明末已趋于变态的闺训女诫。但是，由于满汉矛盾过大，实际上并不能轻易地进行民族融合。同时虽然清朝高层尽力阻止，但由于种种原因，满族的民俗风尚依旧难以避免地被汉族同化，实际上并没有大幅度地改善社会风气。】太平公主：“我李家也算有鲜卑血脉，但却得天下、治天下，天下归心。这满族……”她的话未说完，就感觉背后被上官婉儿悄悄戳了一下，话头戛然而止。太平公主的脸苍白一片。她实在是看光幕入迷了，不设防地就把心中的话说出了口。但是现在的国号是“周”，王位上的那个人姓武！之前说说“唐”就罢了，她怎么能说“李”呢？武则天听见了，却没有太平公主想的那样恼怒。如果是光幕降临之前，她肯定会勃然大怒，但是现在她已经不打算将王位传给武家有关的人了，为了这个所谓的“女性地位”，她得保证自己的接班人是太平公主。这样一想，武则天倒也不在乎太平公主自我认同的到底是“武”还是“李”了。那么“周”这个国号就是我独有的了。武则天这样一想，倒也开怀。【在明清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所构建的女子形象大多是孝顺、贞洁、守序的，最反叛也不过是在爱情上反抗家人，反抗礼教。好像对于女子来说，她们的理想、她们的抱负完全不在社会的考虑范围内，她们在社会看来，只是一张单薄的纸片，是属于情爱的调剂品。清朝曹雪芹《红楼梦》中，借薛宝钗之口说出了当时社会的潜规则：
“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得字的倒好；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何况你我？就连作诗、写字等事，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你我只该作些针黹、纺绩的事才是……”而向来离经叛道、诗书双绝的林黛玉居然对薛宝钗的这番话深以为然，甚至在心中暗暗敬服，可见这并不是什么独特的观点，而是社会上下公认的“正理”、“公理”。】“……读书明理，辅国治民。”太平公主有些想笑，“婉儿，你说那曹雪芹写书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过咱们呢？”——咱们，这些“只该作些针黹、纺绩”的女儿家，也干着男人们该干的读书明理，辅国治民的活。上官婉儿：“想到又如何？这样世道的天下，谈起咱们来，也不过是些‘牝鸡司晨’的词，你还指望他们说什么好话？”【而明清女性主要在文化，即诗词书画方面留名，几乎完全被排除出政治生活。清朝后宫“众女上至太后，皇后，下至常在、答应一律不得处理前朝大臣官员事物，不得私人南书房、上书房等处，不得私下议论朝政为谈资，否则视作干政。”就连曾辅佐幼帝、“统两朝之养孝，极三世之尊亲”的孝庄太后到底也没有垂帘听政，在康熙皇帝亲政之后更是对朝政绝口不提。终明清两朝，对女子的文化教育除一部分为后世子孙计的“相夫教子”用处，实际上是为了提高男性家庭生活的品位，如同书生对红袖添香的向往，男人对救风尘的期待；而始终不是为了女性自己的前途和发展。但是，饱读诗书的女儿们却有着难以言说的苦闷。在极低的女性地位面前，明清时期诸多识文断字的女性开始了迷茫。她们一方面有着不输男儿的学识，另一方面又因为社会环境而不得不遵守“女子无才便是德”、“头发长见识短”的固有偏见和批驳，主观情感和客观事实的拉扯让她们内心充满愤懑和苦痛。陈端生在《再生缘》中，借孟丽君之口表示：“何须必要归夫婿，就是这正室王妃岂我怀？”邱心如的弹词作品《笔生花》中女扮男装中状元的姜德华也说：“枉枉的，才高八斗成何用？枉枉的，位列三公被所排。”沈善宝以绝望的语调叩问苍天：“问苍天，生我欲何为？空磨折！”清代着名女词人吴藻更一生以不能作男子为恨，写出“生木青莲界，自翻来几重愁案，替谁交代？愿掬银河三千丈，一洗女儿故态”这样的诗句来……这些女性都对传统“男主女辅”、“男主外, 女主内”的社会定位表示强烈不满。明清时期女子意识的觉醒，和现实中过低的身份地位，给当时文化女性造成了深重的对冲之痛。】上官婉儿倒是有些庆幸自己生在大唐，长在武周。她可以尽情地去展现自己的才华，可以“代朝廷品评天下诗文”，而不必在刻板苛刻的世道里“愿掬银河三千丈，一洗女儿故态”，只能盼望自己成为男子，一展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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